文／黃三榮 萬國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律師、台灣澄雲死生教育協會理事長
一、高齡者的增加趨勢及課題
預估於2025年，台灣將邁入超高齡社會。亦即，屆時於台灣，65歲以上的高齡者人口數將逾總人口數的20%以上，台灣人每5人中，即有1位是65歲以上的高齡者。高齡者的增加，已是可預見的社會趨勢。面對高齡者增加的社會趨勢，高齡者本身尤應體認伴隨著高齡的推進，身心機能將逐步退化，而至處於衰弱（frailty）狀態。是以，於衰弱狀態進程中，如何把握現存能力而及時自主地全面向的預為準備、超前部署（例如進行所謂「全面超前部署計劃」 〈advance total planning, ATP〉），是一個重要的實踐課題。而家屬、社會及國家（高齡者關係人）基於高齡者之脆弱性（vulnerability），就高齡者醫護照顧之提供及人身／財務受害之預防救濟，應如何予以支援及保障，以建構完善的高齡者共生機制，亦是一個有待充實強化的課題。
二、現行高齡者法制（Elder Law）因應政策之檢討
關於我國現行高齡者法制及因應高齡者增加之政策，前者主要為「老人福利法」及「社會福利基本法」，後者主要為行政院所發布「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（112-115年）」。細究前述法制及政策之內容，可發現多偏重立於「提供者vs 接受者」，而由提供者單面向地對接受者（高齡者），予以「照顧保護」及「福利提供」；惟就站在「權利者vs支援者」，雙向性地強調權利者主體性之權利享有及行使，而支援者則尊重及保障此主體性之面向，並未受到應有之重視。在將高齡者定位為「受保護客體」，偏重強調高齡者為「福利受益者」，而模糊「高齡者主體性」之現行法制及政策持續推行下，長期而言，實將造成高齡者之「尊嚴降低」、「自主消極」及「權利休眠」，進而逐漸形成稀薄化、脆弱化及形骸化高齡者主體性之副作用。當高齡者逐漸失去主體性，縱使受到所謂妥善的保護、優厚的福利，這樣的高齡者，只是受到客體性對待的「對象」而已，而如此「客體性的高齡者」，真的會是快樂、幸福，有尊嚴嗎？
圖1：老人福利法現行問題
三、以高齡者主體性為基軸，調整高齡者之現行法制及政策
為扭轉高齡者持續地受到客體化待遇，而逐漸失去主體性之傾斜。實有必要重新以高齡者主體性為基軸，調整高齡者之現行法制及政策，而進行規範翻轉（paradigm shift），將高齡者從「客體」切換到「主體」；從偏重「受保護／享福利」轉移到「享權利／得行使」。因此，應立於高齡者主體性，尊重及支援高齡者之自主為基礎，基於提升及強化高齡者之「增能（empowerment）」、「個別（personalized aging）」及「事前（ex ante）」原則，以調整高齡者之現行法制及政策。
進而言之，就高齡者而言，（1）高齡者應享有及得行使自主權（right to autonomy）（包括但不限於身體自主、人格自主及財務自主），故有關高齡者本身事項之決定、高齡者政策之擬定，高齡者均不應被排除參與相關程序及表達意見。（2）且不同高齡者之具體個別化需求，應受尊重及保障，而非全體高齡者皆齊頭式地一體適用抽象規制或政策。（3）另重要的是如何倡議提升高齡者得善用現存能力，而及時地就全面向人生（包括人生、醫護照顧及財務），進行預為決定（如財務面—信託安排／預立遺囑等 、醫護照顧面—預立醫療決定／預為選定照護機構等）或選任代理人（財務代理人、醫療委任代理人之選任等）之預為準備、超前部署（圖1）。
圖2：ACP+AFP主要工具圖
詳言之，及早進行前述ATP （包括「善生計劃〈good life planning, GLP〉」、「預立醫護照顧計劃〈advance care planning, ACP〉」及「預立財務計劃〈advance financial planning, AFP〉」，圖2）。（4）且在進行ATP時，應以對話討論之過程為重，而不偏斜於決定結果的取得。蓋決定本身並非永恆不變的靜態（static）結果，是可能隨著時間推移、環境變化而動態改變。加上在形成決定結果前之對話討論過程本身，往往即會發生高齡者與家屬等間關係的變化轉化（transformation），予以參與對話者增能療癒（therapy）之效果，進而強化參與對話者因應所面臨各種挑戰及未來不確定性之韌性（resilience）。
亦即，對話討論過程本身，即得產生上述各項效果（程序效應），本不待決定取得之結果（決定效應）。是以，從程序效應之產生而言，實應重視計劃之對話討論過程，而不傾斜於計劃決定結果之取得（過程導向〈process-oriented〉應重於結果導向〈outcome-oriented〉）。（5）另就高齡者關係人而言，則須強化完善高齡者之支援提供機制及致力維護、建構符合一定生活水準需求之高齡者經濟基盤、居住環境、醫護照顧、社會參與之共生社區／社會[1]。
圖3：ATP概要圖
四、人權為本之高齡者法制
於高齡者增加之趨勢下，偏重將高齡者定位為「受保護客體」，偏斜強調高齡者為「福利受益者」，而模糊「高齡者主體性」之現行高齡者法制及政策，長期而言，將造成高齡者之「尊嚴降低」、「自主消極」及「權利休眠」，進而逐漸形成稀薄化、脆弱化及形骸化高齡者主體性之副作用。應立於高齡者是主體，具有主體性，並非受保護客體之基軸，以調整現行高齡者法制及政策，已如前述。是以，於高齡者法制之規範架構，即應從「保護福利」方式，轉換為以「人權為本（human rights-based）」作法。如此始能符合高齡者是主體，具有主體性之基軸。
「人權為本」之高齡者法制，基本理念在於尊重及保障高齡者之尊嚴、自主、自由及平等。高齡者之權利內容，則至少應包括但不限於自主權、健康權、居住權、不受歧視及平等權、不受虐待權、隠私權、工作權等。而國家並負有尊重（respect）、促進（promote）、保護（protect）、接受（accept）及履行（fulfill）高齡者前述權利之義務。至於高齡者法制之架構原則，即為賦能、個別、事前、參與、不歧視、救濟等 。
在「人權為本」之高齡者法制下，達到「人權本位」、「賦能事前」、「程序為重」及「保障救濟」之要求，而令「高齡者」得為「幸齡者」，每位高齡者皆能立於主體地位，並在家屬等之提供最大支援下，有尊嚴地自主決定想要的日常生活，受到尊重及享有與行使權利，得於友善共生環境中，與家屬等安適地（peace in mind）共生終老，是為至盼。
參考文獻
ATP是指本人立於當下，基於本身過往人生所累積形成的價值觀、意向、喜好等，主要就將來自己之人生（life）、醫護照顧（healthcare）及財務（finance）事項，與家屬、友人、財務或及醫療委任代理人、醫護照顧人員等，從不同的角度，所持續反覆進行之有機地對話討論，甚而完成決定，並予以留下記錄之過程。亦可稱「預立樂活善生計劃」。關於ATP之介紹，萬國法律事務所『迎向超高齡社會之超前部署—Let’s Do ATP』(五南圖書、2022年2月初版1刷）及萬國法律事務所『認知症者之權利保障論—認知症之法律處方箋』（五南圖書、2023年12月初版1刷）Chapter 6（第146頁以下）。
鑑於監護制度主要目的之一，在於藉由監護宣告，由監護人管理受監護人之財產。加上得利用意定監護契約，進而預為選定意定監護人，是意定監護人之預為選任，並不排除得做為財務面預為計劃及決定之方法之一。但考量現行法制下，監護宣告後，受監護人即成為無行為能力人（民法第15條），而遭剝奪與未受監護宣告者同等得為有效財產行為能力之結果，此即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（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）第12條規定抵觸衝突，而有侵害受監護人之法律前平等權（right to equal recognition before the law）及法律能力權（right to legal capacity）情形。故依本人具體情狀，如可藉由其他財務工具（如信託設定等），而達到預為財產規劃管理之目的者，即不應輕易利用監護制度（謙抑性），除非縱有前述其他財務工具，但仍須監護制度予以補足（補充性），或是確無其他財務工具可得運用下，始不得不利用監護制度（最後手段性）。是監護制度之利用，應考量前述謙抑性、補充性及最後手段性。
共生社會可參萬國法律事務所註1『迎向超高齡社會之超前部署-Let’s Do ATP』Chapter 6-2及『認知症者之權利保障論-認知症之法律處方箋』Chapter 7-3。
Bridget Lewis、Kelly Purser、Kirsty Mackie(2020), The Human Rights of Older Persons A Human Rights-Based Approach to Elder Law: In A Human Rights-Based Approach to Elder Law(pp. 67–81). Singapore: Springer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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